解决目前地方政府“乱收费”与“地方债”的双重矛盾,不妨可以考虑“增税”。但这里的“增税”,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,不是加重企业负担,而是应该实行“结构性调税”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近日报道指出,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、实行普遍降费,但在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,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、居高不下。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,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。“税不够,费来凑”,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比重上升,企业负担加码。

  在持续的地方债高压之下,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,增加非税收入、甚至乱收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,是有其内在动力的。因此,单纯打击乱收费,其实并不能釜底抽薪。要想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,还是必须从总体财政角度进行考虑。

 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,税收越高,社会越发展,市场分工越细,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越多,需要的税收也就越多,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,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,很难减少。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,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,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,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得越来越严重。其实,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,IMF世界经济展望此前曾发布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,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,属于低税国家。

  当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税收框架,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,后来所谓的“增税”与“减税”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,但是,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。

  因此,解决目前地方政府“乱收费”与“地方债”的双重矛盾,不妨可以考虑“增税”。 当然,这里的“增税”,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,不是加重企业负担,而是应该实行“结构性调税”。

  首先,可以增加奢侈型产品的税收,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。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,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,比如可以将各种产品分为“生存必需品”、“享受型产品”和“奢侈型产品”三类,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,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,甚至适度减税、免税。

  其次,可以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,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。比如可以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,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,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,只有生产费用,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,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,可以降低税收,鼓励创新。

  第三,可以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,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。对于产品,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,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,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,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,劳动生产率变得非常高,价格也变得非常便宜,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,价格也可以承受,而对于需要手工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,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。

  第四,可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。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,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,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,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,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,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,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。

 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,税收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0%左右,这样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社会问题,而民众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,也是不会反对的,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,几乎没人反对征税。